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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语本《海上花》译后记

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:“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,不在小说。”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。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,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。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,大概没有疑义。
  当然他是对的。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,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,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,诗上竟会有,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,或是我自己写的——不过写不出——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,像流行歌偶有个喜欢的调子,老在头上心上蒙回不已。旧诗的深广可想而知。词的世界就仿佛较小,较窒息。
  旧小说好的不多,就是几个长篇小说。
  《水浒传》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,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,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,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。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,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,现代读者没有的。在现在看来,纯粹作为小说,那还是金圣叹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。因为中国从前没有“不要君主”的观念,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,清君侧。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,虽然打家劫舍,甚至于攻城略地,也还是“忠心报答赵官家”(阮小七歌词)。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不太认真的自骗自,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——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。当真受招安征方腊,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,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。因此《水浒传》是历经金、元两朝长期沦陷的时代累积而成的巨著,后部有built—in(与蓝图俱来的)毛病。
  《金瓶梅》采用《水浒传》的武松杀嫂故事,而延迟报复,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,让他们多活了几年。这本来是个巧招,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。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,再回到《水浒》的架构内,就机械化起来。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,春梅、孟玉楼,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。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都还不如前。
  大陆的《文汇》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阔的《杂谈<金瓶梅词话>》,把重心放在当时的官商勾结上。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,就像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。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,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。但是夏文分析应伯爵生于一节很有独到处。西门庆刚死了儿子,应伯爵倒为了生儿子的花费来借钱,正触着痛疮,只好极力形容丑化小户人家添丁的苦处,才不犯忌。我看过那么些遍都没有看出这一层,也可见这部书精彩场面之多与含蓄。书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,不过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。
  《水浒传》被腰斩,《金瓶梅》是禁书,《红楼梦》没写完,《海上花》没人知道。此外就只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是完整普及的。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,缺少格雷亨,葛林(Greene)所谓“通常的人生的回声”。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。
  《海上花》写这么一批人,上至官吏,下至店伙西崽,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,都可能同桌吃花酒。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。就连陶玉甫、李漱芳这一对情侣,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,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。李漱劳这位东方茶花女,他要她搬出去养病,“大拂其意”,她宁可在妓院“住院”,忍受嘈音。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,就成了他的外室,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,她偏不嫁他作妄;而且退藏于密,就不能再共游宴,不然即使在病中,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,寸步不离。一旦内外隔绝,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。
  陶玉甫、李漱芳那样强烈的感情,一般人是没有的。书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陈小云作代表——同是商人,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赚,就不够典型化。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见了陈小云,问起庄荔甫请客有没有他,以及庄荔甫做搞客搞的古玩有没有销掉点。“须爽词穷意竭,相对无聊。”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,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,生活竟这样空虚枯燥,令人愕然惨然,原来一百年前与现代是不同。他们连麻将都不打,洪善卿是不会,陈小云是不赌。唯一的娱乐是嫖,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,从来不想换新鲜。这天因为闷得慌,同去应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云的相好金巧珍处打茶围。小云故意激恼巧珍,随又说明是为了解闷。——这显然是他们俩维持热度的一种调情方式。后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澜,拒绝替他代酒,怪她姐姐金爱珍不解风情,打圆场自告奋勇要替他喝这杯酒。——巧珍因而翻旧帐,说她“翻前事抢自更多情。”两人性格相仿,都圆融练达。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,向她夸耀,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。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。这也就是爱情了。
  “婊子无情”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,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分。不过就《海上花》看来,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——包括次等的么二——破身不太早,接客也不太多,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闺独守——当然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,多少有点特殊身份,但是就连双宝,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。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(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)。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,女人性心理正常,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。如果对方有长性,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。
  洪善卿、周双珠还不止四五年,但是王莲生一到江西去上任,洪善卿就“不大来了。”显然是因为洪善卿追随王莲生,替他跑腿,应酬场中需要有个长三相好,有时候别处不便密谈,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,等于他的副业的办公室。但是他与双珠之间有彻底的了解。他替沈小红转团,一定有酬劳可拿,与双珠拍档调停双玉的事,敲诈到的一万银元他也有份。
  双珠世故虽深,宅心仁厚。她似乎厌倦风尘,劝双玉不要太好胜的时候,就说反正不久都要嫁人的,对善卿也说这话。他没接这个碴,但是也坦然,大概知道她不属意于他。
  他看出她有点妒忌新来的双玉生意好,也劝过她。有一次讲到双玉欺负双宝,他说:“你幸亏不是讨人,不然她也要看不起你了。”明指她生意竟不及一个清倌人。双珠倒也不介意,真是知己了。
  书中屡次刻画洪善卿的势利浅薄,但是他与双珠的友谊,他对双宝、阿金的同情,都给他深度厚度,把他这人物立体化了。慰双宝的一场小戏很感动人。——双宝搬到楼下去是贬滴,想必因为楼下人杂,没有楼上严紧。
  罗子富与蒋月琴也四五年了。她有点见老了,他又爱上了黄翠风。但是他对翠风的倾幕倒有一大半是佩服她的为人,至少是灵肉并重的。他最初看见她坐马车,不过很注意,有了个印象,也并没打听她是谁,不能算是惊艳或是一见倾心。听见她制伏鸨母的事才爱上了她。此后一度稍稍冷了下来,因为他诧异她自立门户的预算开支那么大,有点看出来她敲他竹杠。她迁出的前夕,他不预备图宿,而她坚留,好让他看她第二天早上改穿素服,替父母补穿孝,又使他恋慕这孝女起来。
  恋爱的定义之一,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。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,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,更是“习惯的动物”,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,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,与性同样必要——爱情。过去通行早婚,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婚姻不自由,买萎纳婶虽然是自己看中的,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的场合遇见的,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,即使时间很短,也还不是稳能到手,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。这制度化的卖淫,已经比卖油郎、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得多了——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,也是陌生人付了夜度资就可以住夜。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(剧中也是汉字“青楼”)也是如此。——到了《海上花》的时代,像罗子富叫了黄翠风十几个局,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。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,故意在蒋月琴处摆酒,馋她,希望她对他好点,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。他全面投降之后,又还被浇冷水,饱受挫折,才得遂意。
  琪官说她和瑶官羡慕倌人,看哪个客人好,就嫁哪个。虽然没这么理想,妓女从良至少比良家妇女有自决权。嫁过去虽然家里有正室,不是恋爱结合的,又不同些。就怕以后再娶一个回去,不过有能力三妻四要的究竟不多。
  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,但是先有性再有爱,缺乏紧张悬疑、撞撮与神秘感,就不是恋爱,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感情。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,一成年,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。再就只有《聊斋》中狐鬼的狂想曲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。北伐后,婚姻自主、废妻、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。恋爱婚姻流行了,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,一扫而空,该不是偶然的巧合。
  《海上花》第一个专写妓院,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,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。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,不是陶玉甫、李漱劳的生死恋,而是王莲生、沈小红的故事。
  王莲生在张蕙贞的新居摆双台请客,被沈小姐发现了张蕙贞的存在,两番大闹,闹得他“又羞又恼,又怕又急”。她哭着当场寻死觅活之后,陪他来的两个保驾的朋友先走,留下他安抚她。
  小红欲也抬身送了两步,说道:“倒难为了你们。
  明天我们也摆个双台谢谢你们好了。”说着倒自己笑了。莲生也忍不住要笑。
  她在此时此地竟会幽默起来,更奇怪的是他也笑得出。可见他们俩之间自有一种共鸣,别人不懂的。如沈小红所说,他和张蕙贞的交情根本不能比。
  第五回写王莲生另有了个张蕙贞,回目“垫空当快手结新欢”,“垫空档”一语很费解。沈小红并没有离开上海,一直与莲生照常来往。除非是因为她跟小柳儿在热恋,对他自然与前不同了。他不会不觉得,虽然不知道原因。那他对张蕙贞自始至终就是反激作用,借她来填满一种无名的空虚张悯。
  异性相吸,除了两性之间,也适用于性情相反的人互相吸引。小红大闹时,“蓬头垢面,如鬼怪一般”,莲生也并没倒胃口,后来还旧事重提,要娶她。这纯是感情,并不是暴力刺激情欲。打斗后,小红的女佣阿珠提醒他求欢赎罪,他勉力以赴,也是为了使她相信他还是爱她,要她。
  他们的事已经到了花钱买罪受的阶段。一方面他倒十分欣赏小悍妇周双玉,虽然双玉那时候还圭角未露。人生的反讽往往如此。
  刘半农为书中白描的技巧举例,引这两段,都是与王莲生有关的:
  莲生等撞过“乱钟”,屈指一数,恰是四下,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,月色中天,静悄悄的,并不见有火光。
  回到房里,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:“在东棋盘街那儿。”莲生忙踹在桌子旁高椅上,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,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。(第十一回)
 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,莲生便不吸了,忽然盘膝坐起,意思要吸水烟。巧固送上水烟简,莲生接在手中,自吸一口,无端掉下两点眼泪。(第五十四回,原第五十七回)
  第一段有旧诗的意境。第二段是沈小红的旧仆阿珠向莲生问起:“小红先生那儿这就是个娘在跟局?”又问:“那么大阿金出来了,大姐也不用了?”莲生只点点头。下接吸水烟一节。
  小红为了拼戏子坏了名声,落到这地步。他对她彻底幻灭后,也还余情未了。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。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,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。
  我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,看完了没得看了,才又倒过来看前面的序。看到刘半农引这两段,又再翻看原文,是好!此后二十年,直到出国,每隔几年再看一遍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,只有《海上花》就我们家从前那一部亚东本,看了《胡适文存》上的《海上花》序去买来的,别处从来没有。那么些年没看见,也还记得很清楚,尤其是这两段。
  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,竟轻信清华书局版许廑父序与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所记传闻,以为《海上花》是借债不遂,写了骂赵朴斋的,理由是(一)此书最初分期出版时,《例言》中说:
  所载人名事实,均系凭空捏造,井无所指。
  刘半农认为这是小说家惯技,这样郑重声明,更欲盖弥彰,是“不打自招”;(二)赵朴斋与他母妹都不是什么坏人,在书中还算是善良的,而下场比谁都惨,分明是作者存心跟他们过不去。
  “书中人物纯系虚构”,已经成为近代许多小说例有的声明,似不能指为“不打自招”。好人没有好下场,就是作者借此报复泄愤,更是奇谈,仿佛世界上没有悲剧这样东西,永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
  胡适分析许序与鲁迅的小说史,列举二人所记传闻的矛盾:
  许:赵朴斋尽买其书而焚之。(显然出单行本时赵尚未死)
  鲁:赵重赂作者,出到第二十八回辍笔。赵死后乃续作全书。
  许:作者曾救济赵。
  鲁:赵常救济作者。
  许:赵妹实曾为娟。
  鲁:作者诬她为娟。
  胡适又指出韩子云一八九一年秋到北京应乡试,与畅销作家海上漱石生(孙玉声)同行南归,孙可以证明他当时不是个穷极无聊靠敲诈为生的人。《海上花》已有甘四回稿,出示孙。次年二月,头两回就出版了,到十月出版到第二十八回停版,十四个月后出单行本。
  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?
  中间哪有因得“重路”而缀笔的时候?
  又引末尾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遗弃,吃尽苦头,被恶客打伤了,昏睡做了个梦,梦见三公子派人来接她,她梦中向她母亲说的一句话,觉得单凭这一句,“这书也就不是一部谤书”:
  “妈,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,起先的事,不要去提起。”
  这十九个字,字字是血,是泪,真有古人说的“温柔敦厚,怨而不怒”的风格!这部《海上花列传》也就此结束了。
  ——胡适序第二节
  此书结得现代化,虽然而止。作者踽踽走在时代前面,不免又有点心虚胆怯起来,找补了一篇《跋》,一一交代诸人下场,假托有个访客询问。其实如果有读者感到兴趣,绝不会不问李烷劳是否嫁给陶玉甫,唯一的一个疑团。李漱劳死后,她母亲李秀姐要遵从她的遗志,把烷劳给玉甫作妻,玉甫坚拒,要认她作义女,李秀姐又不肯。陶云甫自称有办法解决,还没来得及说出来,被打断了,就此没有下文了。
  陶云甫唯一关心的是他弟弟,而且他绝没有逼着弟弟纳妻之理,不过他也觉得浣劳可爱(见第四十一回——原第四十三回),要防玉甫将来会懊悔,也许建议把浣芳交给云甫自己的太太,等她大一点再说,还是可以由玉甫遣嫁。但是玉甫会坚持名份未定,不能让她进门。僵持拖延下去,时间于李秀姐不利,因为浣芳不宜在妓院里待下去。一明白了云甫是真不要她,也就只好让他收作义女了。
  浣劳虽然天真烂漫,对玉甫不是完全没有洛丽塔心理。纳博柯夫名著小说《洛丽塔》——拍成影片由詹姆斯·梅逊主演——写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互相引诱成奸。在心理学上,小女孩会不自觉地诱惑自己父亲。院芳不但不像洛丽塔早熟,而且晚熟到近于低能儿童,所以她初恋的激情更百无禁忌,而仍旧是无邪的。如果嫁了玉甫,两人之间过去的情事就仿佛给追加了一层暖昧的色彩。玉甫也许就是为这缘故拒绝,也是向漱劳的亡灵自明心迹,一方面也对自己撇清——他不是铁石人,不会完全无动于衷。
  作者不愿设法代为撮合,大快人心,但是再写下去又都是反高潮,认义女更大杀风景。及早剪断,不了了之,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。
  刘半农惋惜此书没多写点下等妓院,而掉转笔锋写官场清容。我想这是刘先生自己不写小说,不知道写小说有时候只要剪裁得当,予人的印象仿佛对题材非常熟悉;其实韩子云对下等妓院恐怕知道的尽于此矣。从这书上我们也知道低级妓院有性病与被流氓殴打的危险,妓女本身也带流气,碰见殷实点的客人就会敲诈。大概只能偶一观光,不能常去。文艺没什么不应当写哪一个阶级。而且此处结构上也有必要,因为赵二宝跟着史三公子佐进一签园,过了一阵子神仙眷属的日子,才又一跋栽下来,爬得高跌得重。如果光是在他公馆里两人终日相对,她也还是不能完全进入他的世界,比较单调,容易腻烦。
  写一签园,至少让我们看到家妓制度的珍贵的一瞥。《红楼梦》里学戏的女孩子是特殊情形,专为供奉归宁的皇媳的。一般大概橡此书的班官、瑶官的境遇。瑶宫虚岁十四,才十三岁,被主人收用已经有些时了。书中喜欢幼女的只有齐韵舆一人——别人喜欢跟她们闹着玩。尹痴鸳倒是爱林翠芬,但是也宁可用张秀英泄欲。而齐韵舆也并不是因为年老体衰,应付不了成熟的女性——他的新宠是嫁人复出的苏冠香。
  琪官、瑶官与孙索兰夜谈,瑶官说孙索兰跟华铁眉要好,一定是嫁他了。孙索兰笑她说得容易,取笑她们也嫁齐大人。瑶官说她“说说就说到歪里去”,也就是说老人奸淫幼女,不能相提并论。书中韵叟与琪官的场面写得十分蕴藉,只借口没遮拦的瑶官口中点一笔。
  齐韵叟带着琪官、瑶官在竹林中撞见小赞,似乎在向另一人求告,投看清楚是谁,这人已经跑了。事后盘问她们,琪官示意瑶官不要说,只告诉韵叟“不是我们花园里的人”,想必是说不是齐府的人,不致玷辱门风。这件事从此没有下文了,直到《跋》列举诸人下场,有“小赞小青挟资远遁”句。原来小赞私会的是苏冠香的大姐小青。相等于“诗婢”的诗僮小赞,竞抛下举业,与情人私奔卷逃。那次约会被撞破,琪官代为隐瞒,想必是怕结怨。苏冠香是小小姨身份,皇亲国戚兼新宠,正如杨贵纪的妹妹虢国夫人。琪官虽然不知道冠香向韵叟诬赖她与孙素兰同性恋,一定也晓得她是冠香的“眼中钉”(见回目)。再揭破丑闻使冠香大失面子,更势不两立了。那神秘人物是小青,书中没有交代,就显不出琪官的机警与她处境的艰难。
  总是因为书至此已近尾声,下文没有机会插入小赞、小青的事,只好在跋内点破,就像第十三回“抬轿子周少和碰和”的事也只在回目中点明,回内只字不提。
  但是由跋追补一笔,力道不够。当时琪官一味息事宁人,不许瑶官说出来,使人不但气闷而且有点反感。她说与小赞在一起的是外人,棺人带来的大姐除了小青,还有林素芬、林翠芬也带了大姐来,大概是娘姨大姐各一,两人合用。像赵二宝就只带了个娘姨阿虎,替她梳头,那是不可少的。孙素兰只带一个大姐,想必是像卫霞仙处阿巧的两个同事,少数会梳头的大姐。
  娘姨不大有年轻貌美的。小赞向这人求告,似是向少女求爱或求欢——再不然就是身份较高的人。
  书中男仆如张寿、匡二都妒忌主人的艳福,从中捣乱,激动得简直有点心理变态。曾经有人感叹中国的女仆长年禁欲,其实男仆也不能有家庭生活。固然可以嫖妓,倒从来没有妄想棺人垂青的,这一点上阶级观念非常严。不过小赞不是普通的佣仆,有学问有前途,而且屡次当众出风头。平时倌人时刻有娘姨跟着,在一签园中却自由自在,如苏冠香、林翠芬都独自游荡。因此有可能性的女子浩如烟海,无从揣测。比较像是孙索兰的大姐,琪官代瞒是卫护义婶——还是失意的林翠芬移情别恋?
  这些模糊的疑影削弱了琪官的这一场戏,也是她的最后一场,使这特殊的少女整个的画像也为之减色。等到看到跋才知道是小青,这才可能琢磨出琪官有她不得已的苦衷,已经迟了一步。
  作者的同乡松江颠公写他“与某校书最呢,常日匿居其妆阁中”,但是又说他“家境……寒素”。刘半农说:
  相传花也怜依本是巨万家私,完全在堂予里混去了。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,因为要在堂子里混,非用钱不可;要混得如此之熟,非有巨万家私不可。
  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,只要肯挥霍,也就充得过去了。他没活到四十岁,倒已经“家境……寒素”,大概钱不很多,经不起他花。
  作者在“例言”里说:“全书笔法自谓从《儒林外史》脱化出来,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。”其实《红楼梦》已有,不过不这么明显。(参看宋淇著《红楼梦》里的病症等文)有些地方他甚至于故意学《红楼梦》,如琪官、瑶官等小女伶住在梨花院落——《红楼梦》的芳官、藕官等住在梨香院。小赞学诗更是套香菱学诗。《海上花》里一对对的男女中,华铁眉、孙素兰二人唯一的两场戏是吵架与或多或少的言归于好,使入想起贾宝玉、林黛玉的屡次争吵重圆。这两场比高亚白、尹痴鸳二才子的爱情场面都格调高些。
  华铁眉显然才学不输高亚白、尹痴鸳,但是书中对他不像对高、尹的誉扬,是自画像的谦抑的姿势。口角后与孙索兰在一签园小别重逢,他告诉她送了她一打香摈酒,交给她的大姐带回去了。不论作者是否知道西方人向女子送花道歉的习俗——往往是一打玫瑰花——此处的香摈酒也是表示歉意的。一送就是一箱,——十二瓶一箱——手面阔绰。孙素兰问候他的口吻也听得出他身体不好。作者早故,大概身体不会好。
  当时男女仆人已经都是雇佣性质了,只有婢女到本世纪还有。书中只有华铁眉的“家奴华忠”十分触目。又一次称为“家丁”,此外只有洋广货店主殳三的“小家丁奢子”。
  明人小说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中都是仆从主姓。脾女称“养娘”,“娘”作年轻女子解,也就是养女。僮仆想必也算养子了。所以《金瓶梅》中仆人称主人主妇为“爹”、“娘”,后世又升格为“爷(爷)”、“奶奶”。但是《金瓶梅》中仆人无姓,只有一个善颂善祷的名字如“来旺”,像最普通的狗名“来富”。这可能是因为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是江南一带的作品,保留了汉人一向的习俗,《金瓶梅》在北方,较受胡人的影响。辽、金、元都歧视汉人,当然不要汉人仆役用他们的姓氏。
  清康熙时河南人李绿园著《歧路灯》小说,书中谭家仆人名叫王中。乾隆年间的《儿女英雄传》里,安家老仆华忠也用自己的姓名。显然清朝开始让仆人用本姓。同是歧视汉人,却比辽、金、元开明,不给另取宠物似的名字,替他们保存了人的尊严。但是直到晚清,这不成文法似乎还没推广到南方民间。
  年代介于这两本书之间的《红楼梦》里,男仆有的有名无姓,如来旺(旺儿)、来兴(兴儿),但是绝大多数用自己原来的姓名,如李贵、焦大、林之孝等。来旺与兴儿是贾琏夫妇的仆人,来自早稿《风月宝鉴》,贾瑞与二尤等的故事,里面当然有贾琏、凤姐。此后写《石头记》,先也还用古代官名地名,仆名也仍遵古制;屡经改写,越来越写实,仆人名字也照本朝制度了。因此男仆名字分早期后期两派。唯一的例外是鲍二,虽也是贾琏、凤姐的仆人,而且是二尤故事中的人物,却用本性。但是这名字是写作后期有一次添写贾母的一句隽语:“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?”——贾琏凤姐为鲍二家的事吵闹时——才为了谐音改名鲍二,想必原名来安之类。
  《海上花》里也是混合制。齐韵奥的总管夏余庆,未蔼人兄弟的仆人张寿,李实夫叔侄的匡二,都用自己原来的姓名。朱家、李家都是官宦人家。知县罗子富的仆人高升不会是真姓高,“高升”、“高发”是官场仆人最普通的“艺名”,可能是职业性跟班,流动性大,是熟人荐来的,不是罗家原有的家人,但是仍旧可以归入自己有姓的一类。
  火灾时王莲生向外国巡警打了两句洋文,才能通过,显然是洋务官员。他对诗词的态度伦俗(第三十三回),想必不是正途出身。他的仆人名叫来安,商人陈小云的仆人叫长福,都是讨吉利的“奴名”,无姓。
  洋广货店主殳三的“小家丁奢子”,“奢”宇是借用宇音,原名疑是“舍子”(舍给佛门),“舍”音“奢”,但是吴语音“所”,因此作者设想到是这个宇。孩子八字或是身体不好,挂名入寺为僧,消灾祈福,所以乳名叫舍子,不是善颂善祷的级名,因此应当有姓——姓量,像华铁眉的家丁华忠姓华一样。
  华铁眉住在乔老四家里,显然家不在上海。他与赖公子王莲生都是世交,该是旧家子弟。受三是广东人,上代是广州大商人,在他手里卖掉许多珍贵的古玩。
  “华”、“花”二字相通,华铁眉想必就是花也怜依了。作者的父亲曾任刑部主事,他本人没中举,与受三同是家道中落,一个住在松江,一个寄籍上海,都相当孤立,在当代主流外。那是个过渡时代,江南、华南有些守旧的人家,仆人还是“家生子儿”(《红楼梦》中语),在法律上虽然自由,仍旧终身依附主人,如同美国南北战争后解放了的有些黑奴,所以仍旧像明代南方的仆从主姓。
  官场仆人都照满清制度用本姓,但是外围新进如王莲生——海禁开后才有洋务官员——还是照民间习俗,不过他与陈小云大概原籍都在长江以北,中原的外缘,还是过去北方的遗风,给仆人取名来安、长福,——如河南就已经满化了。以至于有三种制度并行的怪现象。
  华铁眉“不喜热闹”,酒食“征逐押呢皆所不喜”。这是作者自视的形象,声色场中的一个冷眼人,寡欲而不是无情。也近情理,如果作者体弱多病。
  写华铁眉特别简略,用曲笔,因为不好意思多说。本来此书已经够简略的了。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一脉相传,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汩汩,而能放能收,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,以致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。《海上花》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,是否太隐晦了?
  没有人嫌李商隐的诗或是英格玛,柏格曼的影片太晦。不过是风气时尚的问题。胡适认为《海上花》出得太早了,当时没人把小说当文学看。我倒觉得它可惜晚了一百年。一七九一年《红楼梦》付印,一百零一年后《海上花》开始分期出版。《红楼梦》没写完还不要紧,被人续补了四十回,又倒过来改前文,使风姐、袭人、尤三姐都变了质,人物失去多面复杂性。风姐虽然贪酷,并没有不贞。袭人虽然失节再嫁,“初试云雨情”是被宝玉强迫的,并没有半推半就。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,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。
  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,除了晴文之死。抄检大观园后,宝玉就快要搬出园去,但是那也不过是回到第二十三回人园前的生活,就只少了个晴文。迎春是众姐妹中比较最不聪明可爱的一个,因此她的婚姻与死亡的震撼性不大。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。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,即有也是隐隐的,经过近代的考据才明确起来。一向读者看来,是后四十回予以轮廓,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。
  前几年有报刊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,对《红楼梦》里印象最深的十件事,除了黛玉葬花与凤姐的两段,其他七项都是续书内的!
  如果说这种民意测验不大靠得住,光从常见的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文字上——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学生的论文,拿去发表的——也看得出一般较感兴趣的不外凤姐的淫行与临终冤鬼索命;妙玉走火入魔;二尤——是改良尤三姐;黛玉归天与“掉包”同时进行,黛玉向紫鹃宣称“我的身子是清白的”,就像连紫鹃都疑心她与宝玉有染。这几折单薄的传奇剧,因为抄本残缺,经高鹗整理添写过(详见拙著《红楼梦魇》),补缀得也相当草率,像棚户利用大厦的一面墙。当时的读者径视为原著,也是因为实在渴望八十回抄本还有下文。同一愿望也使现代学者乐于接受读书至少部分来自遗稿之说。一般读者是已经失去兴趣了,但是每逢有人指出续书的种种毛病,大家太熟悉内容,早巳视而不见,就仿佛这些人无聊到对人家的老妻评头品足,令人不耐。
  抛开《红楼梦》的好处不谈,它是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,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,它空前绝后的成功不会完全与这无关。自从十八世纪末印行以来,它在中国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没有任何小说可比——在中国倒有《三国演义》,不过《三国》也许口传比读者更多,因此对宗教的影响大于文字上的。
  百廿回《红楼梦》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。等到十九世纪末《海上花》出版的时候,阅读趣昧早巳形成了,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,写实的细节。迄今就连大陆的伤痕文学也都还是这样,比大陆外更明显,因为多年封闭隔绝,西方的影响消失了。当然,由于压制迫害,作家第一要有胆气,有牺牲精神,写实方面就不能苛求了。只要看上去是在这一类的单位待过,不是完全闭门造车就是了。但也还是有无比珍贵的材料,不可磨灭的片段印象,如收工后一个女孩单独蹲在黄昏的旷野里继续操作,周围一圈大山的黑影。但是整个的看来,令人惊异的是一旦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与一部分的禁条,露出的本来面目这样稚嫩,仿佛我们没有过去,至少过去没有小说。
 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,没中断过,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,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。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。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。中国人不但谈恋爱“含情脉脉”,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。“爸爸,我爱你”,“孩子,我也爱你”只能是译文。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,耳提面命诲人不倦。而且像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,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:“是好人坏人?”
  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。微妙的平淡无奇的《海上花》自然使人嘴里谈出鸟来。它第二次出现,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。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,南辕北辙,《海上花》把传统发展到极端,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——更散漫,更简略,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。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《九尾龟》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妓院小说,觉得《海上花》挂羊头卖狗肉,也有受骗的感觉。因此高不成低不就。当然,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。
  当时的新文艺,小说另起炉灶,已经是它历史上的第二次中断了。第一次是发展到《红楼梦》是个高峰,而高峰成了断层。
  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《海上花》。《海上花》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,有点什么东西死了。
  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,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。这是第三次出版。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,还缺一回,回目是:
  张爱玲五详《红楼梦》
  看官们三弃《海上花》
  (原刊1983年10月1—2日台北《联合报·联合副刊》)